研究十年高考，研究高考五年，北京高考，尤其是作文，几乎不再有什么秘密可言。说题目，09年以后，北京高考作文题一定会跟当年的时事有密切关系：2009年《隐形的翅膀》，并非媒体热炒的“流行歌曲进高考”——《隐形的翅膀》是06年的歌，早就不怎么流行了——这件事情的真正背景，是当年卸任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在09年新年狂欢夜唱过这首歌；2010年《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更不用说，源于当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与北大书法协会会长的“唱和”；2011年鹿特丹世乒赛，包揽冠军的结果出来那天，距离高考只有十多天的时间；2012年巡视铁路的老计，其事迹曾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于12年年初播放——然后呢？2013年的“文学家与科学家探讨爱迪生与21世纪的手机”，就是源于2013年5月17日莫言、杨振宁与范曾在北大进行的对话。
说命题形式，一切也有迹可循。07年北京正式宣布新课改，材料作文伴着这阵东风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细雨湿衣看不见”；08年继续走材料作文的路子，但“沙子、石头、水”这个故事，无论对于考生还是阅卷老师，审题门槛都太高，作文阅卷现场的差评直接反馈到命题思路，2009年的题目就变成了命题的《隐形的翅膀》；2010年命题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又因为审题允许范围过于宽泛，使得作文成为了2010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区分度最差的题目，令人头疼的“大肚子”现象，逼得作文重回材料作文的老路，2011年的“世乒赛”，于是也就有了学生甲乙丙的三个观点；2012年的作文本想提高一点审题难度，把材料后面的观点去掉，结果尺度没把握好，出了一个初中水平的题目，直接导致当年北京高考作文没有一个满分。根据这些信息，我推测2013年的高考，为了保证题目的适当难度，命题形式应该会从有观点的材料作文和有导语的命题作文中二选一；而为了保证题目的区分度，有观点的材料作文可能性更大。果不其然。
不过，尽管如此，拿到2013年北京高考作文的应届考生，也一定会被显著的当下色彩和“手机”这个具体的意象吓得倒抽一口冷气：北京高考作文从来没有考查过时事评论题，乍一看北京这个题目，似乎难度要直逼全国高考作文题目命制的佼佼者——湖北，就在这里，高考作文考过“母语”，考过“旧书”，考过“书信”，无一不透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和明确的当下意识。但北京毕竟还是北京，北京从来不会干这种突然袭击的事情，2013的高考作文要让考生思考的，无非是以“手机”为媒介、为触点、为引子，思考科技进步与人文情感之间的关系，文学家和科学家供考生进入的两个维度，其实就相当于材料后面附着的两个观点：一个是科学技术至上，一个是人文情怀反思。对于前者，我曾经鼓励那些匮乏事例的理科生，好好研究研究安培是谁，欧姆是谁，洛伦兹又是谁，这样不但解决了事例陈旧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凸显个人特色，针对于现有这个题目，也完全可以借此构建出深远恢弘的历史发展背景，只要不完全抛开21世纪和手机这两个引子写，文章就完全站得住；对于后者，即便是用高考作文最土最俗的例子元老：司马迁、李白、苏轼、屈原、陶渊明，我们也完全可以比较这些古人的沟通方式与现在手机这样的沟通方式之间的区别，借以彰显自己的人文态度——如果考生们真的熟练掌握2007年到2012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角度无非是07年《细雨湿衣看不见》的最后一个观点：某种情怀，已经不适合当下世界……因为手机。联想到高考作文其它的大俗例子就是牛顿、爱迪生和居里夫人，2013年的高考作文，更像北京高考恶俗例子，以“21世纪的手机”为由头的左右互搏。这也算是一种“致敬”么？当然，考生在考场上，最好还是别碰这些“老古董”。
如此看来，2013的北京高考作文并未出格，只要考生在考场上心态沉着，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就足以迅速转化到自己熟知的作文资源上去。当然，话说回来，这还是从应试的门道技巧出发，真正有良心的语文教师，有良心的高考作文命题人和高考作文阅卷人，眼光都不应该聚焦于题目的“可操作性”，而应该注重更为长远的将来。这样说来，2013年的高考语文未必不是一个明确的宣告或信号，北京高考作文题目，较以往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改革的路途虽然漫长，而今迈步从头越，亦未为迟。如果有一天北京高考作文真能像法国一样，让考生探讨“逃避时间的愿望是否有一定意义”，或者“文化能否成为普遍价值的载体”，那实在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只是希望下届高三的老师们，不要看到题目里的“21世纪”和“手机”二字就意味2013年的北京出了道“时事评论题”，就跟2011年看到“鹿特丹世乒赛”一样，开始铆着劲地带着学生苦练“时事评论”——锻炼学生对当下事实的思维能力并没有错，可以高考和应试为指挥棒训练把握现实的能力，无疑南辕北辙、适得其反。2013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是一个喜剧，但愿它不会在扭曲的应试体系下，迅速转化成一个让7万考生无福消受的悲剧。
